燃起星星之火，撒向中国乡村幼儿园
7月28日，28岁的郑咏梅捏着一张站票，晕倒在T88次列车的17号车厢时，北京丰台区致诚公益楼里的乡村幼儿教师公益培训课已经开讲。
“书上都说见到红灯要停，见到绿灯就行，但实际上大多数乡村里的孩子们根本就没见过红绿灯。”三川玲是主讲儿童阅读的老师，面对着会议室里5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幼儿教师，她阐述着自己对于留守儿童教育的理解。
郑咏梅迟到了。她是贵州独山县玉水镇丙高村学前班的唯一一名教师，班里学生九成是留守儿童，她这次奔赴北京是来参加一场公益教师培训。7月15日，T88次列车从贵州凯里出发后被洪水困在了湖南。
“提高乡村幼儿园的软实力，让留守儿童也能接触到一流的教育理念，从根本上改善教育不公平的现状”，这次乡村幼儿教师公益培训的发起人佟丽华向中国青年网记者介绍他的初衷。
7月20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乡村的幼儿教师们游览了故宫
提高留守儿童的教育软实力
“这是我长期战略计划的一个开始，这个项目要长期做下去，这个过程给了我特别大的信心。”7月18日，在律师事务所简朴的办公室里，佟丽华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
佟丽华是致诚公益团队的总负责人，该团队旗下机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农民工维权与青少年权益保护上一直处在全国前列，本次“乡村幼儿教师公益培训”的主办方“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也是致诚公益团队旗下机构之一。创办这个关怀留守儿童的教育项目，缘起于2004年。
当时，全国人大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小组的副组长找到佟丽华，他问：“你想想，在留守儿童的问题上，能不能写出些特别像样的条款？”修订小组的领导与专家们知道佟丽华提的法律修改建议可操作性往往很强。
可惜到最后，他们也没想出特别有价值的条款，《未成年人保护法》里只是增加了一条，规定父母外出时，需要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人照顾孩子。“这句话实际没有多大的意义，但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佟丽华告诉记者。河北农村出身的他将这个遗憾一直放在心底，遇到机会便细细琢磨、与同事讨论，终于有了这个计划。
7月17日，培训班的第一节课上，佟丽华在开篇对教师们说：“我希望这几天给大家带去一些教育理念，你的硬件可能没法跟城里好的幼儿园相比，但是我们希望你的软件、你的教育指导思想、方法能够超越很多所谓的公办幼儿园，成为所在地最棒的幼儿园，这是我们的目标。”
“乡村幼儿教师公益培训”为期4天，培训班资助来自全国的50名乡村幼儿教师，学习专业的幼儿教育理念与方法。这50名老师中，许多来自国家级贫困县和偏远山区，学生里七到九成成是留守儿童。
培训目前是5门课程，内容包括教育理念、阅读习惯、儿童安全、沟通技巧。除了上课，还组织了联欢会、交流会以及幼儿园园长座谈会。
穿越山岭、贫富与语言的隔阂，抓住教育的本质
就在佟丽华讲授第一节课的当天晚上，郑咏梅终于在站了60个小时后，赶到了北京丰台区的培训教室。这也是她第一次来北京。
由于只买到了站票，人挤人的列车上，不好意思麻烦别人的郑咏梅，一直没吃饭也没喝水，车上空调温度开得低，身体孱弱的她晕了过去，好在列车员和乘客们及时出手救治。
郑咏梅的家乡在福建泉州，大专毕业后在家乡的邮政局做业务员，这是一个稳定而清闲的铁饭碗。2012年2月，郑咏梅萌生了支教的想法。她辞去邮政局的工作，一个人来到贵州省独山县玉水镇塘同小学。
经历了语言不通、气候差异巨大种种困难，郑咏梅带给了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带来了大山外面的教育理念。
2013年7月，在国家撤村校并镇的浪潮下，郑咏梅发现如果她走了，当地的孩子将很有可能因为路途太远等原因不能上学，于是她继续留在原来村里的教学点，开了一个学前班。这个班上有18个孩子，其中九成是留守儿童。教学点设施简陋，只有一个砖混结构的平房，两间教室。
在丙高村，这里的留守老人依然需要辛勤地耕耘，以支撑并不宽裕的生活，郑咏梅作为学前班里唯一的老师，身兼阿姨、厨师，用一个小煤炉给孩子们做中午饭，带领他们在教室外杂草丛生的空地上玩游戏。
接受了一天培训后，郑咏梅告诉中国青年网的记者，目前她面临的两个很棘手的问题。
在中国南方的山区里，有着“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说法。郑咏梅虽然已经教了两年，依然面临着语言不通的障碍。她说：“很多好的教育内容用普通话讲，孩子和家长听不懂，要是用方言，我不懂怎么讲。”
除了语言，孩子们的世界也被大山深深禁锢着。
据郑咏梅说，在城里打工的父母每年会回一次家，带回一些漂亮的衣服和小礼物，她班上一个小女孩过完年，迫不及待的穿上父亲带给她买的粉色纱裙，在春寒里冻得边哆嗦边向老师和爷爷展示自己的美丽。不过，父母的馈赠也只能限于此。
“他们的理想就是读完书后，像父母那样去大城市打工，因为也再没见过其他职业了。”郑咏梅说。
“我有时候想，人与人之间这么不平等的话，再过10年、20年，等这些留守儿童长大了之后会不会是我们这个社会最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其实在座的各位也许是在做现在中国最伟大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生活稳定而和谐。”7月17日下午，三川玲在培训课上，也谈到了她对于留守儿童的担忧。
那么，穿过地域、财富、语言的隔阂，幼儿园教育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三川玲讲了一个故事。
1978年，有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欢聚巴黎，一个记者采访其中一位，问道你认为一生中学到最多东西的地方在哪里？结果这位诺贝尔获得者说：“我不是在实验室学到的这些东西，我是在幼儿园学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知识。”他认为在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第一是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要拿。然后东西要放整齐，饭前要洗手，午后要休息，做错了事要道歉，学习要多思考，仔细观察大自然。
三川玲认为人最需要培养的，是一颗强大的内心。她告诉老师们：“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无论你身处何时何地，你只要抓住人生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我们可以从容地应对所有的一切。”
佟丽华向郑咏梅颁发培训结业证书，并赠送家庭教育图书
乡村幼儿园安全状况堪忧，标准校车使用率仅8%
7月18日上午，刘承刚主讲了“幼儿园安全培训”。他在佟丽华的指导下，搜集了最近几年发生在全国范围内幼儿园的安全事故，当天所讲的是基于对这100个案例研究的成果。
课程与研讨的焦点之一，是当下校车安全问题。中国青年网记者在现场做了一个校车使用小调查，发现50名教师所在的学校里，只有4所使用国家标准校车，13所使用的是不合标准的社会车辆，包括普通的巴士、面包车、甚至三轮车。其余的学校，孩子的亲属负责接送。
在小组讨论中，拥有校车并不一定是好事，甚至拥有校车的幼儿园也时时感到交通隐患丛生。
“我们家有校车，而且是44座的宇通校车。我觉得最大的隐患就是有的司机根本不称职。我应该提一个建议，现在有学区房，你可以在你的区域之内上学，就不用校车接了，这样是最安全的。如果有校车的话，无论是从管理机构还是从自身条件，你必须有这个资格才能驾驶校车。”一位老师说。
来自贵州黔东南的康丛艳则认为，根据各地方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使用校车，有些地方不使用校车。她说“像山区，山和山之间太远，又没有幼儿园，如果不使用校车，那小朋友就没有办法入学，所以把校车完全取缔了也不可能，因为如果没有校车他可能会坐两轮、三轮摩托车，那样更危险。”
同样来自贵州的另一位老师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由于村里路条件各异，很多路校车根本开不进去，反而是用小些的面包车更合适。
校车标准争论的之外，更无法控制的是家长接送安全的问题。
郑咏梅的学生是每天自己放学走回家的。学生们的爸爸妈妈不在村里，爷爷奶奶忙着干农活，她做过很多家访，想说服学生的亲人来教学点接孩子，成效并不大。
康丛艳的学生里，很多是由还在读小学的哥哥姐姐接走的。“有的家长给幼儿园打电话说让他哥哥姐姐接走没关系，出了幼儿园就不关你们老师的事了。但出事了真的就不关幼儿园的事吗？这也是我们幼儿园一直最头疼的事情。”她说。
家庭教育的失当的确会出事，来自四川广安的黄国菊对中国青年网记者讲述了一起事故。
黄国菊在石笋镇开了一所名叫小不点的幼儿园，学校在去年便配置了国家标准的校车，校车会定时停在县里公路上，接送学生。有一个小男孩每天由他爷爷送到公路边，爷爷对孙子很是放心，经常不等校车来，便丢下孙子回家忙自己的事去了，老师们和爷爷讲道理，对方甩来一句“我的孩子我管”。
一天，爷爷照例把孙子放在路边，村里有人办丧事，他便赶回村吃酒，孙子一人在路边玩出，不留神锁骨被撞断了。“村里祖辈、家长都很固执。”黄国菊对此十分无奈。
长征刚迈出第一步，将星星之火撒向中国乡村大地
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000万，占农村儿童的37.7%。 其中，46.74%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都外出，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为32.67%。
缺乏适龄的呵护与引导，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也更容易违法犯罪。然而，为他们提供教育环境的乡村幼儿园与老师们，面临着同样复杂和沉重的困境。
据中国青年网记者调查，由于学生大部分是贫困家庭的留守儿童，幼儿园基本是按国家规定得最低标准收费，老师们的工资最低的只有500元一个月，最高不超过1500元。
郑咏梅每个月的工资是1200元，她在贵州工作后，体重从110斤掉到了80斤，长期失眠，基本每个月都会感冒，一半的钱都花在了治病上，剩下的钱会用来给孩子们买菜，改善孩子们的伙食。
“我未来想在县里租个房子，继续照顾那些升入小学的孩子们。”郑咏梅对于现在的物质条件没有向记者抱怨什么。
经济落后的背后，是村落里思想观念的陈旧。大部分教师都反映，由于孩子的父母、爷爷奶奶忙着打工、种地，无暇管孩子，他们对老师的期待便是尽量多教点知识、多布置作业，让孩子无暇游玩，并不在意教学理念与孩子的成长规律。
在今年初发布的《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工作和生活状况调查研究报告》中，主编姚晓讯提出“边缘化的打工者”这个概念。
他写道：“在乡村社会，教师从来都是重要的社会精英之一，但在当下的中西部农村偏远地区，受到体制、市场、舆论结构性排斥，乡村小学教师不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难以引起那些有理想、有能力的年轻人去向往和追求。乡村小学教师群体已然跌出乡村精英圈，沦为边缘化的打工群体。”
这段话放在这群幼儿教师身上依然合适，大部分幼儿教师，都是小学代课老师长期无法转正选择改行投身幼教的。
佟丽华同样敏感的认识到了这点，他“培养乡村幼儿园软实力”的计划分为三步。
“我们的整个目标实际上是三个，整个活动的方案叫‘乡村幼儿园发展计划’，我们取了一个英文的简写，叫CKDP，发展方案是乡村幼儿园发展计划，我们希望在未来一定的时间内持续支持乡村幼儿园发展。”他在座谈上向老师们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今天举行的这个活动，叫乡村幼儿教师公益培训计划；第二个步骤，是要老师们做一个后续的评估；第三个步骤，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给学校进行后续扶持。
佟丽华希望动员社会力量，给老师所在的乡村学校捐一套现代教学设备设施，包括一台电脑、一个投影仪、一个幕布、一个小音箱，预算大致在6000元左右。接着建立一个专家团队，把国内外最好的教案、故事，制作成视频资料发给老师，他们用这套设备带动孩子学习。
“换句话说，我们希望通过这套媒介建立起你们和国内外最先进、最现代幼儿教育的一个沟通平台，把外部最好的故事、最好的教育方法带到乡村去。”佟丽华面对50位乡村幼儿教师，郑重宣布。